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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温邓小平两篇讲话的启示

网络整理 2019-09-29 12:56

  两个多月来,香港因为特区政府修订《逃犯条例》,引发了大规模的市民上街游行。在特区政府暂缓这项工作,特别是特首随后多次、在不同场合非常直白地表示“这项修例工作已经终止,不会再进行”的情况下,反对派和一些激进人士并不罢休,在外部势力的配合下,仍然不断挑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立,将抗议的性质向非法暴力方向转变,甚至冲击“一国两制”的底线,令他们的暴行带上了“颜色革命”的特征,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,已经有了恐怖主义的苗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,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两篇文献,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  要点1: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于“一国两制”

  “一国两制”是国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的惠港、利澳的国家政策的大倾斜。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,顺利完成港澳回归,实现两岸统一,这是“一国两制”的初心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,后无来者不敢说,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。正如邓小平先生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指出的:“这是个新事物。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,不是日本提出来的,不是欧洲提出来的,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,而是中国提出来的,这就叫做中国特色。”邓小平先生又说,正是因为“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所以才制定‘一国两制’的政策,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。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,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,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,拥护党的领导。”

 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,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看,甚至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的权力。香港特区享有极为广泛的行政管理权,涵盖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体育、宗教、社会服务、社会治安、出入境管理等领域。此外,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,特别行政区还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。其中财经方面的权力尤其重要,包括特区有自己的独立关税制度,特区税收不用上缴中央,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制度,港币可自由兑换,香港特区的土地虽然属于国家所有,但由特区政府管理,所有收益都用于特区自身。

  香港特区还享有极为广泛的立法权,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、刑事、商事和诉讼程序等各方面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。香港原有法律,即普通法、衡平法、条例、附属立法和习惯法,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,予以保留。特别行政区成立后,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。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,除因设立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,予以保留。原在香港实施的普通法及相关的司法原则和制度,包括独立审判原则、遵循先例原则、陪审制度原则等延续实行。特区法院审判案件时可参考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,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。

  这些范围极为广泛的高度自治权,为香港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,促进和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地位。这些都是“一国两制”带来的制度红利。不仅如此,内地在供应香港食品、自来水、各类生活用品方面都是优先满足香港的需要,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、港珠澳大桥都是方便香港市民,帮助香港融入国家的交通网络,便利港人出行,港人可以凭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自由来往内地,没有入境内地的居住期限,而且国家还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,为港人在内地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。香港若没有祖国作后盾,连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给自足,更遑论成为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,以及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的国际大都市。

  香港回归后,很多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身份和香港宪制秩序的改变。香港人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西方接近,一些人对国家的了解和感情认同不够积极。外国势力由此趁机渗入,美国把香港变成牵制中国发展的棋子,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和香港前统治者,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经常指指点点,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批民运分子主动与外国势力勾结,出卖香港利益。加上回归后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,聚积了较多的民怨,借修订《逃犯条例》引发的争议,反对派兴风作浪,令香港整个社会陷入动荡。

  要点2:中央不能什么都不管